J & D Zion-David

一、韋伯與定義

以這樣的問題作為開始：「看了這麼多韋伯的論述，請問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到底是什麼？」，「資本主義」也可以代換成其他韋伯重要名詞，例如科層制度，例如理性化，總而言之，這樣的問題也對也錯，這樣問，表示已經意識到韋伯的方法所在，但是也表示問的人並不瞭解韋伯的方法。

台灣的社會學界，受到美國主流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影響，主流社會學，大多數的論述，使用操作化的概念，和變相語言來論述的居多，然而韋伯的論述，不論從那一部著作，他都不是用著清楚的定義，也就是短短的述句，把要論述的對象藉由「定義」è「操作化」è「變項」的程序，來進行的；韋伯在豐富的史料，穿插著論述，漸漸描繪出對象的輪廓，基本概念，然後比較，分析，解釋，截然不同於實證主義式的社會科學，乾淨俐落的述句，變項語言，操作化的定義。

如果不瞭解韋伯這種論述的方法，那就很難去深入理解，韋伯的社會學，如果硬是要從他的論文中，去歸納出重要的變項，或是去嚴格定義資本主義，新教倫理，都會把韋伯，讀成另一種韋伯，因為所有的關鍵，在於韋伯獨特的方法，理念型（idealtypus）。

二、韋伯的社會學方法論與知識論

在韋伯的觀念裡，世界是行動者具有意義的詮釋下的世界，這個觀念非常重要，會影響到之後的觀念。韋伯對社會的研究興趣，是從行動者開始的，韋伯知道，既然是個別行動者意義下的社會，那如何進行一個有共識，有客觀標準的科學研究呢？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究竟何在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造成你、我、韋伯三人的概念不同的原因，社會世界之所以被認識，是因為人類要那麼認識他，歷史如何開始，是人認為「ㄡ~~那裡使開始於文字發明…」才開始，認識社會的歷史，就是這樣的，韋伯的社會科學，受到西南德學派新康德Rickert的影響，，認為歷史和所有的文化科學，並非自然事實般，並非由數學加以周延化、簡單化所得的概念世界，近代自然科學，開始於定義周延的符號所構成的數學，用來運作於自然事實的認識，這樣的自然科學，是由簡單的，基本的原則呈現，是以簡御繁，企圖在自然中找到所謂God’s Rule；，文化科學，作為研究文化真實的科學，是將各種素材，存在的概念，透過個人的價值關連，將之組合起來，並不能像自然科學研究自然事實一樣，不涉價值判斷(wertfrei)，歷史基於作為一種文化真實，其實是個人的觀察理解，詮釋下的複雜概念，企圖簡化來達成客觀的可能，因此在這樣的歷史之下，任何一個概念，都是經過個人選擇詮釋組合的概念運作下的產物，是由個人賦予意義的。

什麼樣的概念應該被納入，是主觀的問題意識，並非客觀事實，當我們談論到資本主義，你會有你的概念，我會有我的概念，韋伯有韋伯的概念，那我們如何使研究成為可能，不致於各說各話呢？又怎麼達成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呢？

一個定義必須是周延的，但是理念型乃是將其具有的概念特徵提出，成為一個不具有周延性的述句，藉以成為其描述，研究，分析的依據，藉著這個沒有周延性的性質，理念型可以比較研究，比較歷史，比較社會。

三、理念型(idealtypus)

這裡將要介紹韋伯理念型的方法，藉著以下的舉例說明，會更清楚。

以「朋友」這個概念為例，這無疑是個社會產物（非自然事實），「朋友」這個詞，可以從不同的字典，不同語言的字典，找到不同的定義，甚至每個人、你、我都有不盡相同的概念，假設我為了來向你闡述一件「朋友的重要」，為了能說明，我就將朋友這個概念的某些特質抽出，「同性的兩個人之間產生互助互信的感情」，人除了親人和配偶，需要更多人在社會上互助支持，大多數非血緣關係人，需要建立朋友關係，這樣的同性關係，基於同性的相似，能同理互相幫助，並且人都需要感情上的支持，親人和配偶之外，在各時各地，都要有一種關係，否則人就很難生活下去，這是朋友的重要。

在這裡，我將「同性」，「兩人」，「互助」，「互信」，「感情」強調出來；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定義，我們立刻可以找出這個述句不符合周延性的地方，例如異性之間也是有朋友關係，人和動物之間也可以是朋友關係，有時朋友並不涉及互助，只分享感情，於是從這裡，我們就可以開始命題：「異性朋友」，「人與動物的朋友關係」，「筆友的互動行為」…….。

「同性」，「兩人」，「互助」，「互信」，「感情」的特質，是我在自己認知中的「朋友」概念下，片面強調的特質，是經過我為了論述「朋友的重要」的主觀選擇。

韋伯研究社會的主軸，理性化、資本主義怎樣形成現代社會，對於資本主義就是由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這樣的核心模式，跨上各國的比較研究。

如圖（一）我們假設英國，德國，日本，各自有不盡相同的資本主義（不論是經驗事實上，或是個別詮釋上），假設有A~O的特質，這時我們為了研究，我們強調了英國資本主義的A,B,C,D,E,,I，並以上述6個特質進行了論述，理解資本主義在英國。

由此可以延伸許多命題，隨意舉例，和日本資本主義比較，日本缺乏D,E,F但日本有G，H是英國沒有的，I,J是日本英國共有的，但原本在英國的研究中，我們並未強調J。或是我們單單著眼在德國和英國的K。這當中的交集聯集就有相當多的內容可以延伸。

圖（一）

四、韋伯的客觀性和價值

韋伯認為，社會學是詮釋性的理解社會行動，並用以解釋其因果關係的科學，這樣的理解，意味著把握行為者賦予行為的意義，雖是個別的，但是藉由理念型的方法，這樣的科學便成為可能，為詮釋性理解，提供了客觀性的可能。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存在於主觀的選擇了概念之後，因此沒有絕對客觀的研究；而在選擇了概念之後，就應該要維持無涉價值判斷（wertfrei）。

當我們閱讀韋伯的<<中國的宗教>>，如果去質疑韋伯選擇中國的歷史材料，帶有太濃厚歐洲色彩，「不客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就是韋伯的選擇，這個選擇韋伯從沒有認為可能客觀，但是卻可以討論韋伯選擇這些材料的意義何在，進而討論這些選擇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我們是否應該這樣選擇，進行批判，如果同意韋伯所選的材料，那麼就近入另外的領域，這是兩件事。

對於韋伯，選擇「城市」這個要素來研究中國，無疑是相當西方近代思想，因為誕生於自由城市的近代西方社會，商業城市，市民社會，城市手工人，城市工人階級…….這個軸線，可以說是西方近代的縮影，資本主義更是誕生於城市中；而「貨幣制度」更是資本主義重要要素，但是我們很清楚，這兩者不是中國社會的重點，至少不是「我們中國人」會「認為」的重點，已知前圖一的例子而言，我們可以去考慮，選擇這些要素的適切性為何，是否真能把握資本主義未能先發生於中國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可以懷疑，資本主義是否一定要在自由城市誕生？

如果我們要同意韋伯的選擇貨幣，城市，商會，貿易，封建體系，行政農業，法律民族，士，儒教，道教，新教來研究，就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以「儒教」，來對應基督新教在歐美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討論，儒教的天人合一思想(de groot)，是否真的阻礙資本主義？當然許多論證並非這麼單純，不過這是一個基本方法，韋伯本人所認定的社會學。

這裡我們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對於前提，和論證過程的分辨，如果混淆了，就讀不懂韋伯。在選擇上，韋伯不認為佛教在中國，扮演重要的影響，其實應該照樣說，韋伯基於一個歐洲的學者而言，在片面強調部份特質之後，「中國的佛教」，是一個被儒教同化的佛教，韋伯並不以名稱為佛教而算是佛教，這點要從韋伯所抽出的理念型運作來看，階級的，輪迴的，苦修的，靜止的，當社會展現出這樣的特質，韋伯才認為這算是這個社會的宗教的一部份。

中國的改朝換代，在韋伯看，並不是軸線，而中國的佛教或許名為佛教，但是其經驗性效力，遠不及儒教和道教，而韋伯將道教歸源於老子，更是因為將道教視為一種相對於儒教的精神而言，其實韋伯的儒教或道教，並非我們日常理解的儒教或道教，就像韋伯的基督新教，誠然也不是單單指著受洗歸入新教的人，當韋伯在引用一個概念時，出自於理念型的方法，以及他的主觀性，我們必須去理解韋伯對於儒教，道教，新教重新的概念化，如果要強納入我們原先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就會很難通過，例如，儒家思想根本不是宗教這樣的想法。

對於宗教，韋伯重視的，是宗教對於人發生經驗事實上的實然影響，就這一點上而言，韋伯考察中國文化的思想，意識型態註一，這一點上，他找兩個對立的元素，儒教和道教，他認為是這兩股辯證型態，陰與陽，引退與進仕，融合出中國的意識型態，這裡，基於宗教是影響意識型態的重要元素，他稱為中國的宗教，並拿他來和基督新教相比較，考察資本主義、理性化在中國。

因此，在論證上，韋伯憑自己的主觀選擇，將認為有意義的歷史概念關連起來，但之後的演譯，歸納論證的操作，就必須在嚴謹的無涉價值判斷(wertfrei)，使得客觀性獲得兩個層面的保證，其一是前提的客觀性，基於互為主觀(inter subjective)的理念型，然後是論證上的無涉價值判斷，後者，韋伯採取的態度，是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將知識本體，置於經驗分析上，接近涂爾幹式的，甚至更加嚴謹的，只對於可觀察的行為作分析這樣的方法，只研究經驗事實，例如從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看，韋伯並不以唯心或唯物來看法律，乃是以經驗性效力來看，這裡是韋伯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韋伯的本體論上，傾向將經驗社會事實，但是絕不是像伽利略認為用物物相關的方式，自然科學式的因果分析，而是基於詮釋學，藉由verstehen，來詮釋性理解，並解釋其意義，進而瞭解其因果關係。

五、韋伯社會學主軸

在韋伯的著述裡，有一個軸線，和傳統的社會學者有著同樣的關注，近代西方之社會為何形成？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在韋伯的著作裡，以資本主義為經，理性化為緯，理念型為方法，比較了西方和各文化間，在產生資本主義上有何差異，為何由近代西方的產生資本主義？韋伯認為這是一個全面性的理性化所造成，未曾有過一個文明像近代西方這般的理性化，特別是這種「西方式的理性化」，理性化提供了資本主義需要的基礎，技術上的，包含了制度結構：自由勞動體系上的，會計上的，司法和行政，這些要素的理性化，在其他文明沒有，或是不夠徹底，，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要把宗教的理性化，所造成的影響，強調出來；韋伯並非認為這是促成資本主義的唯一因素，不過他顯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這是對於Marx的歷史唯物論提出疑問：為什麼？

從這裡，我們看到韋伯的社會學方法，他不滿足於Marx對於資本主義現象的解釋，誠如Marx自己所言，資本論裡並不要為人提供些意見，而是要以唯物辯證法，讓自然物質的辯證過程，自身呈現在世人面前；如果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必然發生矛盾，最後導致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這是歷史的必然，那為什麼這樣的生產方式獨獨誕生於近代西方，有什麼理由相信，印度和中國的社會，在社會進化裡，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

於是韋伯在宗教的理性化和法律理性化兩個特點上，作為理性化的骨幹，因為這兩者顯出有別於各個文明，這兩個層面的理性化，成為資本主義誕生重要的因素，也間接直接地影響了其他層面的理性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諸如音樂的理性化，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似乎沒太大影響；宗教影響了整個意識型態，人的行為，價值，法律則提供了結構性的，具有強制力的規範，而這兩者雖然是非物質的，但確確實實的影響了物質世界，影響人的實踐活動，之後我們將把重點放在這兩個部份。

從韋伯的著作裡，反而看到印度和中國自身的體系，這並不是必然的現象，用Marx的唯物辯證法來說，只能將其歸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我要懷疑的是，資本主義是先於工業革命幾百年的事，然而在工業革命以前，西方的生產力是落後於中國和印度，至少到17世紀，義大利北方，北德，尼德蘭，英國，才堪稱有和中國，印度相比的技術，但是在13、14世紀，在這些西方的城市，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這樣會發生一個矛盾，就是究竟資本主義是否必然，這樣，那要跨向社會主義世界，就有兩種說法，要讓尚未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地方，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下一步才是社會主義社會，另一個說法，是不需要經過這一個過程，這樣的生產方式，反而距離社會主義更近，因此可以由農民革命直接取代有產階級，但其實，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上的，於是這兩個說法都顯得站不住腳，雖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人類經濟的普遍現象，但是追根究底，資本主義還是近代西方特別的產物。

六、韋伯的宗教社會學

韋伯在「中國的宗教」裡面，我們可以發現，和中國史學家，有著不一樣的選擇，其實韋伯的研究旨趣，還是那個軸線，「理性化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因此他在歷史中，選擇了一些焦點來研究，貨幣，城市，商會，貿易，封建體系，行政農業，法律民族，士，儒教，道教，新教，並且，韋伯在時間點上，和朝代無關的，不受政治演變的，也選擇了他認為的，周公，孔孟，始皇帝，新莽，王安石，這些人對於周朝建立的制度影響，以及整個經濟上對於貨幣，城市，商會，貿易，封建體系，行政農業，法律民族，士，儒教，道教，新教，的影響，在漫長中國歷史中，我們發現他只抓出幾個時間點，和社會要素，而且是有研究目的的---為了和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來作比較。

人類經濟的共通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唯物的方式解決，但是我認為，唯物的方法，也只能解決唯物的事，這就產生了對本體的差異，Marx的經濟學，他的社會思想，就是唯物的，歷史，就是物質辯證進展的過程，韋伯本身的社會學方法，就不能滿足於此，歷史是需要詮釋性的理解，Marx本人也不想去賦予意義，但是韋伯的觀念裡，如果是文化的事實，就是價值關連，韋伯想證明的是宗教觀念實際上是經濟行為的決定因素，也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原因，這也就是韋伯研究宗教社會學的原因。

既然人的行為是選擇性的，意義賦予的，價值關連的，宗教所帶給人的意識型態，必會影響人的行為；韋伯考察了基督新教，將之歸入以救贖為取向的信念宗教（Gesinnungsreligion），有別於試圖解釋世界適應現世的宗教，這樣的對比，在基督新教和儒教顯得強烈；於是資本主義誕生在一種無處於不見於生活的緊張感，這種緊張，對立，在其他主要宗教是找不到的，原因為何，還是貫穿於韋伯的宗教社會學，那個對理性化的考察，新教的緊張感，最極端的例子，韋伯考察了喀爾文教會，關於緊張感的來源，其一來自於對自身救贖的不確定，關於預選論，這一個宗教理性化的產物，以現世的成功，作為一種預選的彰顯，而不是以教會內的善功，來逐步達到成聖，但是喀爾文教會這樣的想法，其實根底上而言，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因為現世的成功和預選彰顯，論證上是相當的薄弱，至少就基督教唯一經點聖經來說，大抵上所有的使徒都是貧窮的註二，這裡引出二個緊張感，即宗教生活與經濟利益的對立緊張，經濟利益和拒絕享受的緊張感；對於屬世的成就是預選的彰顯這一點，永遠是個假說，但是正因為這是個難以驗證的假說，在理性化已經隔絕了一切的巫術之後，宗教的狂喜，戴奧尼修斯式的享樂被隔絕在外，宗教對感情上的補償已經消失，轉而面對現實，使得人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孤獨感，於是失去任何倚靠之後，每個人得獨自面對 上帝，但是上帝的旨意並非可知，只好轉而相信預選，這個最薄弱的依靠，不再是神秘化的Charisma。

就像一根將要斷掉的極細的繩子一般，預選論給人不安全感，他在聖經的道理上缺乏穩固的論證，但也因為這樣，緊張感不斷的存在。拒絕享受，積極工作，為了終極的救贖，壓迫了人的本我，依照Freud的心理分析，壓迫本我的能量，並不會消失，而是更多壓積到潛意識，或者，以另一種形式的機制，來發洩能量，於是這樣的壓抑，轉化為營利（acquisitiveness），以及延宕滿足的形式來享樂。

最理性化的喀爾文教會，根源於一個薄弱的，最不理性的根基，即便預選論帶著經驗實證的理性，但是所影響的行為，確是不理性的，漸漸走向異化，一種人存在的無理性形式，全面性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

這樣的對立，在<<浮士德>>裡就已經揭示出來，但其深藏於靈魂裡的兩個浮士德，其中一個根源於深厚的基督教思想，另一個是人的本我，但基督教作為一種救贖式的信念宗教，就是要衝突這個世界的，在這樣的觀點下，資本主義意義上而言，合理的誕生於近代西方，而不是印度，或是中國註三。

如果極端的理性，不理性根源的衝突，對立，緊張的意識型態，是資本主義誕生的要素，那麼就可以說明了之前的問題，那個對Marx提出的為什麼，因為中國和印度，即便在許多地方展現了高度的理性化，但是尚未走到極端，因此這個辯證式的動力，就不能開啟，因此總是還能循環的，回到平衡點；從辯證的歷史來看，近代西方這樣的資本主義，這個衝突的辯證力量，並不會平衡，而必須向外不斷擴張，侵略，來維持其向外的能量，如果地球世界探索完畢，就必須持續的加大貧富間差距，來作自身的擴張，在這樣的原理下，Marx說對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不過社會主義時代不會來臨，而是人類滅亡。

七、法律的理性化

近代西方特有的理性化法律，對資本主義首先影響的是自由主義的經濟，這樣的法律，誕生於城市和市民，城市和市民也得以生存在這樣的法律中，互相壯大，這樣的法律，產生政治體系理性化的保證。

理性化的法律，經由立法者的有理性意識立法行動，因此確立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例如英國的圈地法，和保障商人的種種租稅制度，合法的剝削自由勞動階級；精確無瑕隙，法律的可預測性和可計算性，加上自由的條約制度，市場得以發展，自由市場體制是資本主義的核心，透過強制性(coercive apparatus)來保障其效力，這樣的強力，保障了這個制度的可能；對於這樣的制度的安全感，資本主義得以壯大。如同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用武力脅迫殖民國一樣，這強制力，才能延續這個資本主義內在衝突，緊張，繼續生存下去。

如同宗教，韋伯關心的法律，並非法條文或是法的合理性，而是法的經驗性效力，是法律對行動者的行動產生影響，以及行動者的行為，所呈現的事實上秩序，才是韋伯所要研究的，從這樣的材料，韋伯再回頭分類，將之法律分為四種類型。

圖二：

合理性的有無，則判斷於普遍性（generality）和廣被性（universality）的程度。韋伯認為，人類法律的演進，基本上是應該照著（1）（2）（3）（4）的進程，當然在事實上，我們也會發現有擺盪，兼具或是倒退的事實。形式理性的法律，以其形式化的特性，最能保證普遍性和廣被性，無瑕性和無漏洞，也就最能保障資本主義的運作。

當然，韋伯的法律社會學，有許多可以討論的地方，在韋伯的理論裡，應當是形式理性的法律最符合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達到顛峰極至的國家英國，確是個實質理性的法律體系；確實，這四種類型，是理念型，沒有人告訴你這四種類型具備周延性，沒有例外，但是如果英國這樣大的例外，存在於這個理念型建立的選擇，就要被大打折扣，這個理論就會很有爭議，因此如果就法形式來分類，英國是個問題，但是我認為，就韋伯所關注的經驗性效力來說，英國的法律效力，其實已經說是形式理性的狀態，英國基於擁有代議制度的最早國家，理性法律發展的精神，已經根植在心中，但是制度和條文上，或許還是原本的形式，這點不只見於法律，還見於政治上，英國就制度來說，根本可以說是單一國會的一權政治，但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就實質上確是三權的，而後繼的美國，將此精神成為形式的條文，成為第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韋伯對行動者行為的分類，分為目的理性行為，價值理性行為，感情行為，日常生活的習慣行為，當法律精神內化成為日常生活的實踐，其實就只剩下理性的精神，而無分於法條上的形式或實質，這也是韋伯研究法律的經驗效力，但是因為韋伯對於經驗效力的時正色彩，並不討論對於日常生活實踐的內在精神，除非，找出這樣的精神的經驗事實，例如新教倫理；但是顯然，韋伯並沒有研究現代法精神與資本主義，他並沒有將法視為一種像新教倫理一樣的文化事實，所以遇到法律的形式與實質，就成為有些人討論的空間。

如果法律的研究講究法律的社會事實，法律的經驗性效力，那就不問行為的意義為何嗎？同樣的法律效果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同樣的法律條文，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也會有不一致的法律效果。

法律影響資本主義有兩方面，在法治社會底下人的安全感，使得資本主義得以成長，透過社會結構，影響政治，司法，這是透過韋伯研究法律的經驗性效力，得到的結果，但是同樣經驗性效力，可能源於不同的法律，如果這樣的事實因果，是可歸結的，那歸因於某個國家現行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是一個客觀存在白紙黑字的東西；但是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我們歸結到新教倫理上，新教倫理本身就不是客觀存在的事物。

法律在白紙黑字上是一個客觀事實，經由考察，論證，將法律效果和理性形式程度分類，最後在歸結於某某國家的法律，例如英國的法律，這樣由價值關連的事物突然地歸類於實際上的東西，就有其可議性，也就是說，韋伯的方法用理念型處理的東西，現在，將一個可以清楚定義的英國的法律，自然而然會有一些矛盾，比起對於儒教和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的比較上，要來的多一些例外的感覺，但是我覺得這誠然就是韋伯思想的偉大之處，也沒有違背韋伯的知識立場。

韋伯的法律社會學，事實上繼續貫徹著他對於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和理性化的軸線，也一如他的方法上使用理念型，這是韋伯偉大之處；資本主義先由基督新教而後天主教，現代已經存在於儒教文化中，但是真正的問題，恐怕確是在法律的層面，在法律的制訂上，可能的參照西方，甚至可以模仿，但是法效果，卻由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效果，這是儒教社會跨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難題。

八、後記

很難去替這篇文章，定一個適當的題目，就其內容而言，也不是一個簡介，因為不夠全面，也不是有系統的介紹；比較像是「來談談韋伯」，但是，這個題目，恐怕是擁有很深厚的知識才能「來談談」。

因此，還是用一個最普遍的題目，關於閱讀韋伯的感想。

內容大多是在學校讀韋伯時的心得，或是老師的隨堂討論，比較少整理性的來介紹韋伯，我想這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盡可能提出自己的思路，不敢說適創新的想法，但是要求自己書寫是照自己的瞭解而寫，整理自己的思考。

最後要感謝  張志銘老師對韋伯方法論上和法律社會學的指導， 孫樹根老師對韋伯社會學的指導，和 周伯勘老師對韋伯宗教歷史學的指導，謝謝。

九、附註與參考書目

註一：Marcel Griaule:在system du monde裡提到意識型態是一種世界觀，及對人類處在這個世界的看法

註二：耶穌直接帶領的的使徒，除了馬太之外，可能都是貧窮的，保羅也是貧窮的，當然，耶穌的跟隨者也有富有的人，但是富裕顯然不是  耶穌信仰的核心

註三：這是 王遠義老師的觀念，至於他源於何處，就沒有考證

（1）    Max Weber, 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  遠流1989

（2）    Max Weber, 中國的宗教：韋伯選集  遠流

（3）    Max Weber, 經濟與社會：韋伯選集  遠流

（4）    Max Weber,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唐山 1997

（5）    Max Weber, 社會科學方法論  時報1991

（6）    Raymond Aron,社會學主要思潮  華夏出版社 2000